我们仍没有揭开生命之谜

　　可自由支配开支，我们需要明确的计划来解决具体的问题。但是依据福利开支的不明确逻辑，我们只能寄出更多的支票，才能把事情办好。

　　不明确的哲学

　　你不仅能在政治学领域看到这种不明确的态度，在抱持着左右两派不同理念的政治哲学家身上也能看到。

　　古代世界的哲学是悲观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都接受人性潜力应该受到严格限制之说。唯一的问题是怎样坦然接受我们的悲剧命运。而现代大多数哲学家都变得乐观了。19世纪的哲学家从思想右倾的赫伯特·斯宾塞到保持中立的黑格尔，再到左倾的马克思，都相信进步的力量。（想想前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科技胜利的赞扬。）这些思想家们期待物质进步能够极大地改变人类生活，使其向更好的方向转变：他们是明确的乐观主义者。

　　在20世纪后半叶，迷茫的哲学成为前沿思潮。两大杰出的政治思想家——约翰·罗尔斯和罗伯特·诺齐克，看上去站在两个截然相反的对立面：在平等主义的左倾思想上，罗尔斯关注的问题是公平和分配；在自由主义的右倾思想上，诺齐克关注的是个人自由最大化。他们都相信人类可以和平相处，因此与古代哲学家的悲观思想不同，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然而，与斯宾塞或马克思不同，罗尔斯和诺齐克都是不明确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对未来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划。

　　他们的不明确态度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罗尔斯的《正义论》以著名的“无知之幕”开篇：对于任何了解世界真实状况的人来说，公平政治的推论是不成立的。罗尔斯没有致力于改变我们现实世界中的人和技术，相反，他幻想出了一个“内在稳定”的社会，这个社会中存在公平，却缺少活力。诺齐克反对罗尔斯的公平概念“模型”：对于他来说，任何自愿交换的行为都应该被允许，任何社会模型都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可能通过强制手段维护公平。他和罗尔斯一样，对好的社会没有具体的概念，因为他们都只专注于过程。现在我们夸大了左倾自由平等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别，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在与别人分享着自己不明确的态度。在哲学界、政治学界，还有商界，对于过程的讨论已经无限延迟了对未来计划的制订。

　　表6–2不同思想家对未来的看法

　　不明确的人生

　　我们的祖先曾研究过人的寿命，并企图延长人的寿命。在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们曾在佛罗里达的丛林中寻找不老泉。弗朗西斯·培根写道，“生命的延长”应该考虑用医学来实现——这种医学技术将会是最高尚的。在17世纪60年代，罗伯特·波义耳把延长生命（和“重拾青春”）放在未来科学愿望单的第一位。不管是通过地理探索，还是实验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科学家都认为死亡是可以战胜的。（而这些抗拒死亡的人中有一些在挑战死亡的行动中阵亡了——培根患上了肺炎，于1626年去世，当时他还在进行实验研究：如果把一只鸡冻在雪里，它的寿命是否会延长。）

　　我们仍没有揭开生命之谜，但是19世纪的保险公司和数据统计学家成功地揭示了一个关于死亡的秘密，而且这个秘密直到今天还占据着我们的思想：他们发现了把死亡简化成数学概率的方法。“生命表”告诉了我们在每个年纪我们死亡的概率，这些都是前辈人不知道的。但是，为了得到更有利的保险合同，我们似乎已经放弃了对长寿秘密的研究。目前有关人类寿命的知识已经使人们意识到生死是自然的事情。今天，社会中流传着以下两点看法：死亡不可避免，而且随机发生。

　　同时，随机的态度也给生物学本身带来了影响。1928年，苏格兰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在实验室忘记盖上培养皿的盖子，后来在培养皿中发现了一种神秘的能够对抗其他菌种的霉菌：就这样，他很偶然地发现了青霉素。科学家之后就不敢小看偶然发现的机会了。现代的新药研发将“弗莱明式偶然”的机遇扩大了100万倍：制药公司随意组合分子化合物，进行研究，希望能有新的突破。

　　但是结果往往不如从前。除了在过去200年中取得的令人瞩目的进展外，在最近的几十年中生物技术一直没有满足投资者或患者的期望。“倒摩尔定律”（Eroom’s Law），揭示了药物开发面临的困境，自1950年起，批准投资10亿美元研发的新药数量每9年就会减半。信息技术这些年发展得越来越快，而生物技术面临的问题是可否与信息技术同步发展。表6–3将生物技术初创企业与计算机软件初创企业进行了比较。

　　表6–3生物技术初创企业vs. 计算机软件初创企业

　　生物技术初创企业是不明确思维的一个极端例子。研究者们只拿可能行得通的东西实验，而不是去发展人体系统如何运作的确定理论。生物学家说他们需要采取这种做法，因为基础生物学太难。按他们所说，信息技术初创公司之所以经营得起来，是因为我们自己创造了电脑，而且使其可靠地执行我们的指令。生物技术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身体不是我们设计的，而且我们越是了解自己的身体，就越是发现身体真是太复杂了。

　　但是，人们现在可能会产生疑问：是否生物学上的困难已经成为生物技术初创公司采用不确定方式经营的借口？大多数参与其中的人都期待最终会有成果，却极少有人抱持成功需要的热情，全心投入特定的公司。生物技术初创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