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在网络公关中的价值几何？网站还有必要建

　　类题材的光盘都已经脱销，新的还没有生产出来。在此，我们向国家有关的文化和宣传部门呼吁：请扶持“红色经典”光碟的生产和发行，并为它们配备相应的文字资料，用以说明影片故事的时代背景。这是一项功在千秋的大业，值得国家重视和投入。

　　 相信在政府、媒体、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下，历久弥新的“红色经典”影片将在新一代中小学生心中放射出新的光彩！

　　 原文刊载于《文艺报》2004年4月17日，发表时标题为《红色经典在青少年中不可低估的魅力》。

　　和平时代更需要信仰

　　 30集谍战剧《潜伏》在全国各地电视台热播，媒体热评，观众热议，一时间，“潜伏”于人们心中的信仰情结浮出水面。根据《中国青年报》所做的一项调查，大多数观众认为他们从此剧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及其重要性。关于剧情、演员等因素，各种相关评论已经屡屡见诸报端，在此就不赘述。在一片赞扬声中，在“潜伏热”可能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信仰是否仅仅是像剧中主人公余则成那样的人的“专利”？我们对《潜伏》的感叹和赞叹，是否应该停留在一种对久违了的信仰故事“怀旧”的层面上？知易行难，受感动很容易，但付诸行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何况，如今是和平年代，“余则成”们为之奋斗的盛世终于来临，祖国不再要求她的儿女们到“敌人”的心脏里去“潜伏”。那么，我们如何汲取这部戏给我们提供的精神营养，又如何践行信仰？

　　 有人会说，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那是战争年代的事情，现在不是英雄的时代，是平民的时代，活的就是平庸、中庸，不宜提倡那些“极端”的、牺牲个人以保全集体的做法。幸福而平凡的岁月果真磨去了许多人的思想锋芒，上述说法在许多年轻人中颇有市场。当被问及他们的人生理想，许多大学生会说，“找份好工作，买房，买车，结婚，生子。”是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普通老百姓最注重的就是“过日子”，生活是他们最大的政治，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众人当中没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刻—站得出来、豁得出去的精神精英，如果平凡真的沦为平庸，那也是一种可怕的前景。其实，细细想来，和平年代，尤其是所谓的“太平盛世”，更要求人们靠信仰活着，为信仰活着。

　　 的确，和平年代的人面临的信仰需要、信仰环境与战争年代有所不同。在那革命战争风起云涌的峥嵘岁月，人们为了完成信仰赋予自己的使命，往往需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血雨腥风的生活成了家常便饭。如今，情形似乎倒了个个儿：在纷繁复杂的职场风云中，要想“出污泥而不染”而又立于不败之地，仍然需要依靠信仰的力量。那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才是没有信仰的人，那些“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的人往往是信仰坚定并因而能够坚守道德底线的人。如果说，革命年代的英雄面临的最大考验是“硬”考验，比如敌人的酷刑对身体的摧残，对生命的威胁，那么，和平年代的人们面临的考验是“软”考验，看似“软”，但因其伪装巧妙，面目迷人而非狰狞，更难对付，更难防范。宝马香车，别墅美女，高薪高位，奢华享受……或者用更通俗的话说，绝大多数人都难以抵御对“五子登科”的向往（房子、位子、票子、妻子/夫子、孩子），而其中也总有不少人，在奔向这一目标的途中，丢失了自己的信仰，把灵魂抵押给了魔鬼。谁说因为外面的环境太平，我们心中的信仰那根弦就不必绷得像“余则成”们那么紧呢？

　　 如今有许多人重读历史，重讲历史，重温历史，那我们就回顾一则历史故事，看它给我们什么警示。当年的明将洪承畴被俘后原本坚贞不屈，后来为何又降清了呢？他可以对刀兵厮杀司空见惯，他可以对浑身血污满不在乎，他可以忍饥挨饿而不失节，但当他接受了清军“服务人员”周到的“服务”，浑身上下舒服，他的膝盖反而发软了。中国人都知道“英雄难过美人关”，是否可以加一句“英雄难过安乐关”？信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过度的安乐无疑会使人失去原来持守的坚定立场。这还不足以令我们警惕吗？当外面战场的硝烟散尽，心灵的战场才刚刚开战。

　　 许多观众从《潜伏》一剧中品出了“信仰”的主题，但鉴于人们习惯以外在行动判定一个人的信仰和价值，他们未必意识到，信仰对人的影响力和约束力是自内而外的。信仰是一个人的第二本能，它时刻提醒着、纠正着一个人的言行，不需要依靠外部世界的“荣耀”与“羞耻”观念便可自律。中国文化是典型的耻感文化，人们不做某件事，往往是因为认定它“可耻”，做了会遭人耻笑、羞辱。西方文化是典型的罪感文化，人们不做某件事，通常是出于对内心所信仰的神的敬畏，认定某事是罪，所以规避。折中一下，把两种文化的约束力量结合在一起，有助于使我们的信仰更加牢靠。在中国革命年代，革命英雄内心的信仰和革命组织的纪律约束便共同作用于每个个体。此外，还有当时异常严酷的外部环境的压力，稍一不慎便可能满盘皆输，这也是催人警醒的因素。如今的中国社会，外部环境对个体没有那么严重的威胁，大众传播的渠道也逐渐取代组织传播的人际压力而成为人们行为的指南。这样的形势更要求人们内心有一个坚定的信仰。

　　 2006年热播的《暗算》和2009年热播的《潜伏》是两部好看又耐看的电视剧。两剧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未曾居高临下地对观众进行说教，但结果是观众都从中得到有关信仰、奉献和牺牲的启示。与今天都市社会灯红酒绿中许多醉生梦死的人相比，剧中主人公都知道自己愿意为什么而死，“时刻准备着”，他们也就为他们愿意为之而死的目标活着。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愿意为什么而死，他才能知道为何而活，怎样活着。至今还有年轻人因为恋爱不成就“殉情”，难道他们只为爱情活着？《潜伏》一剧显然告诉我们：人活着，应该有比爱情更高的目标和追求。

　　 说理要说“两面理”，负面的现象也值得一提。在《潜伏》热播的过程中，网络舆论中出现了一种热议：剧中正面和反面人物之间在“天津站”勾心斗角的“技术”和“艺术”体现了“职场厚黑学”，值得当今都市白领借鉴，可以帮助他们处理“办公室政治”。更有甚者，有网友将余则成与敌人“斗法”的“经验”编成《余则成升职记》，供大家“参考”。《潜伏》一剧的编导姜伟一再声明这是预料之外的事情，绝非剧组创作的初衷。为什么出现如此现象？套用一句老话，有多少个观众，就有多少个“余则成”，也有多少部《潜伏》。但这种“正戏歪看”的现象却非个别，而是比较普遍，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心和担忧。它让我们想起当年某些年轻人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学的不是保尔的精神，而是冬妮娅的“小资情调”。可见，无论多么优秀的作品，不同的人都能依据自己精神境界的高低，得出不同层次的解读。难怪当年鲁迅先生说一部《红楼梦》令不同人等“看出”不同内容呢。但是，对《潜伏》的另类解读，的确进一步勾起我们心中对当今中国青年信仰缺失的隐忧。既然如此，我们更有必要正确理解余则成作为一个有高尚信仰的人，是如何践行信仰的，他的信仰和实践对当今的人们又有何现实意义。

　　 《潜伏》中有一句画外音道出了余则成的心声：他知道自己是殉道者，必须忍受这样的痛苦。对细心的观众来说，这句话比多少表白都更能打动人心。有人要问了，你是什么意思？难道今天的中国还需要殉道者吗？须知，殉道可以表现为瞬间的壮烈，也可以体现为漫长的痛苦。剧中余则成属于后一种情况，与我们今天的情况相似。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是一辈子的事，是漫长的过程，多少带领千军万马攻城略地的将军，毕其一生都无法改变自己的脾气，克服自身的缺点，要不怎么先哲说能控制自己的人强过能攻打城池的人呢。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要追求心灵的提升，谁又能免于这种“殉道”式的内心痛苦和挣扎呢？与自己的缺点做斗争，战胜了自己，你就没有不能战胜的敌人了。如果说，余则成当年的隐忍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不得不”，那么，今天我们有了太多的自由，如何避免滥用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自由，如何在自由中保持高尚的情操，不是依然需要信仰，需要“忍受”吗？只有当忍受变为承受，甚至是自然的“享受”，我们才能说，信仰的功夫做成了。英雄征服世界，凡人应该立足于征服自己。这是许多英雄都做不到的啊。能征服自己的人，将成为社会机体里的“盐”，这样的人越多，社会机体越不容易腐烂。征服世界的英雄，就像划过夜空的闪电之光，照亮人间。两者都源于信仰的力量。明白这一点，也算不枉看了一回《潜伏》吧。

　　 原文刊载于《文艺报》2009年6月4日。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的现实意义

　　 2007年3月底，电视荧屏吹来一股清新的风。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展现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与他的同学和老师们相处的故事，刻画了一群进步的爱国青年和爱国教师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有人将该剧称为“红色青春偶像剧”，本人不敢苟同，因为它并不是靠炫耀时尚的衣饰、俊俏的面容、曲折的恋情吸引观众的。相反，占据了大量戏份的是男性角色，而毛泽东更是和他的朋友们约定不谈男女之情，专注于救国救民的大理想、大事业。其中的许多故事，如“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在诸如《诗人毛泽东》等电视文献纪录片中已经提及，但经过编导和演员的成功演绎，仍是那么生动，引人入胜。历史题材的作品能引起当代观众的共鸣，原因之一必定在于其思想的现实意义，即对现实有启示。那么，《恰同学少年》的成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是它那穿透荧屏、深入人心的思想力量。我们不会忘记剧中的杨昌济先生给学生上的第一课讲到修身首先要立志，更有感于孔校长对学生的训诫：“教育救国”“节俭乃立身之本”等等。至于在1917年5月的“明耻大会”上孔校长关于青年对国家的责任的慷慨激昂之演说，以及他复职后谈到的“学生应该怎样学习，教师应该怎样教书，学校应该怎样发展，民族、国家应该怎样振兴”，更是余音绕梁，久久萦怀。这些问题也正是今天的每个教师和学生仍然面对的，是时代仍要求我们回答的问题。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褒奖“他读书，从来就不是为了有碗饭吃”，“他总是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便是当年的毛泽东等优秀学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出的回答。这些有史实根据的回答，依然能够激励今天的有志青年奋发向上，为国为民图谋大事，真可谓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

　　 信心、信念、信仰是剧中主人公身上体现出来的突出品质，也是该剧的激励作用之所在。校长和教师对学生有信心，即使在发现他们犯了错误的时候，仍然相信他们是可教之才；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对自己的理想充满信心，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轻言放弃。例如办工人夜学，刚开始时招不到学生，他们不气馁，直至成功。支持这一切的，或许就是毛泽东和蔡和森的一次校园夜话，“我认准的事情，我一条道走到黑”，也正像毛泽东和陶斯咏在书店门口避雨时所说的，“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明天太阳还会出来”。总之，这群青年“相信未来”的信念，在今天仍弥足珍贵，因为社会繁荣稳定的今天，许多人缺少的正是理想、信念。至于对自己和他人、对具体事物和思想的信心与信念，长久累积，成为坚定的信仰，在剧终已经初见端倪。虽然在新民学会成立的时候，他们尚未接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但他们立志改造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今天的教师和青年学子来说，理想、信念，乃至信仰，仍至关重要。

　　 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不仅应该有深刻的思想，还须有承载思想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恰同学少年》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范例。在其塑造的青年群像中，今天的我们不难看到自己或他人的影子。足智多谋的毛泽东、睿智含蓄的蔡和森、儒雅俊逸的萧子升、善良懦弱的王子鹏、聪慧可爱的易咏畦、满腹心机的刘俊卿、果敢泼辣的向警予、温文尔雅的陶斯咏、天真活泼的杨开慧……但凡看过全剧的人，一定都会对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在网上发表评论道，这些人物的名字，怕是要伴随我们一生的记忆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遭遇物质生活的贫穷，却是精神上的富有者。剧中有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情节：一群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在夏日的雨夜，登高沐雨吟诗，体验天人合一的境界。虽然每个人都被淋成了落汤鸡，但他们在与自然的搏斗和融和中显得那么畅快！也许，这个情节是合理的杜撰，但它毕竟合乎当年的毛泽东等年轻人的胸襟和情怀。至于全剧的剧情，一波三折，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可贵的是，剧情的展开始终以当时的中国社会之变迁为背景，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诠释。由此，我们也认识到，并非所有写年轻人生活的影视剧都要依靠那些凭空杜撰的感情纠葛才能吸引观众。剧中少有爱情描写，更多的是有抱负的青年男女之间真挚的友谊，共同的理想、信念、使命使他们着眼于将来，立志于长远，使观众在欣赏之余，不仅获得快感，更获得精神上的美感。

　　 值得一提的是全剧独特的结束方式。编剧显然考虑到观众必然会关心剧中人物后来的命运，于是历数剧中所有真实人物的“下落”，那可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颗颗璀璨的明星！比起当今荧屏制造的“明星”，他们的光芒就像天光，照耀永远。一所学校的师生中出了那么多进步的、革命的时代英才，对于今天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们和读书的学生，是多么大的鼓舞！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高尚成为自然”，而《恰同学少年》向我们展示的便是教育者和求学者如何共同向高尚迈进，以至在后来的大革命风暴洗礼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自然”地表现出了忠诚勇敢智慧等高尚的品格。这是该剧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原文刊载于《文艺报》2007年4月12日。

　　气势 氛围 机制——红色文化的传播

　　 虎年伊始，祖国山河一片红，“红段子”通过手机、网络等渠道以几何级速度传播、扩散、蔓延，红歌在宝塔山下、延河水滨唱响，在井冈苍松翠竹间回荡，红色旅游的大队人马在革命博物馆的声电光影等多媒体立体演示前驻足流连，银幕和荧屏上的红色影视节目层出不穷，把观众带回革命战争年代，让人为牺牲的壮烈而唏嘘感伤。一时间，我们被“红色”包围了，连电视里的节目主持人也身着红装。高兴之余，不免有些担心：随着节庆气氛的渐淡渐远，这种“红”是否会褪色？革命传统教育或可称为“红色教育”，如何才能长新长效？

　　 在笔者看来，要回答上述3个问题，有3个关键：气势、氛围、机制。这是“红色宣传”的3要素，缺一不可。

　　 首先应该谈谈“拟态环境”这一概念。这是传播学的经典概念之一，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著名学者李普曼提出。其主要内核是：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3种意义上的“现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假如有这样的“现实”）；二是经过传播媒介有选择地加工后提供给受众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头脑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人们的“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经过这种中介后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了一种“拟态”的现实。

　　 “拟态环境”的概念由来如此，但它与我们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呢？传播效果的理论认为，当人们生活在拟态环境中，他们不知不觉地深受媒体建构的象征性现实的影响，往往将拟态环境所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当作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并以此感知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如果我们正面运用这一理论，那么，当红歌、红段子、红色旅游、红色影视剧、红色书籍包围着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广大受众，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气氛中置身于“红色拟态环境”，其心境与被“黄”段子和其他“黄色”内容包围时迥然不同。当一个人确信自己周围的人都在追求高尚，他心灵中“向上”的力量也会增强。这就是“氛围”说。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节奏不允许他们抽出很多时间、花费很多精力读书看报，但看各种“段子”还是饶有兴味的，并且许多人在自己看过之后，还要进行二次传播、多次传播，与他人分享。与其任“黄段子”“黑段子”满天飞，给人造成错觉，不如用“红色”的传媒内容占领人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并转而“抓住”他们的思想，久而久之，外在的传播氛围改变了，传播内容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内容和谈话内容也可能改变。也许这是比较乐观的预期，但在某些人身上无效的尝试不见得对所有人都没有效果，因为传播效果从来就是因人而异。

　　 “气势”有助于营造“氛围”。建党、建军、建国纪念日和春节等举国同庆的日子前后，各级各类媒体总会掀起一股主题宣传高潮，其内容和基调也是“红色”的，这就是“气势”。例如，每天的《新闻联播》都有相关的纪念性、庆贺性专题报道，每天的报纸都有类似的专栏，各大网站开辟专门的频道、网页，手机短信也荟萃民间的“红色智慧”，红色旅游景点游客人数激增，媒体再对这些现象加以报道，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效果像滚雪球一样，很快就累积起来。试想，一个人无论看电视、上网、读报、开手机，或使用其他媒介，看到听到的都是“红色”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并非枯燥的说教，而是亲切、风趣、生动，他能完全不受影响和感染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宣传的主要目标群体之一——青少年，他们比“定型”的成年人更容易为媒体的内容眼睛热、鼻子酸、心头颤。虽然从“感动”到“行动”需要一定的外在和内在条件，需要时间的积淀，但“感动”毕竟是第一步。

　　 当然，不论是“气势”还是“氛围”，都需要“机制”才能得到保障，得到延长，得以持续。媒体、学校、社会和宣传部门都应避免一曝十寒的传播节奏，而应该采用滴水穿石的传播策略，坚持长期不懈地从多方面、多视角、多渠道进行“红色传播”，传播红色内容，使这一切都成为习惯，成为日常，成为自然。实践已经证明，媒体在影响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媒体定期地宣传红色旅游景点，有助于消费者把钱投向红色旅游；跟踪报道红色影视剧在观众中引起的反响，则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这类影视剧；政府部门、学校和媒体共同举办红色影视剧观后感征文比赛、“红段子”创作大赛、“红歌”演唱比赛等，更有助于激发人们的参与热情。心理学理论认为，人们对自己并不认同的事物的认知和认同程度，可以通过改变外在的行动而得到改善。有些青少年原本对“红色”的传播内容有抵触情绪或态度，但只要能吸引他们参与活动，如收看《恰同学少年》《为了新中国前进》这样的电视剧，然后再谈观后感，或者参加相关的主题演讲比赛，他们对“红色”传播的认识和态度就会有所改变，朝正面的方向发展，至少是为自己曾经参加过相关的活动并获得佳绩而感到自豪。

　　 “红色文化”的传播从来就不是由媒体唱独角戏，而是学校、媒体、社会、家庭教育立体配合，多方协调。但不可否认，在当今中国，媒体的渗透度和影响力的确不容小觑。传播“红色文化”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红色经典”是有意义的传播内容，而如何使“有意义”的传播内容和传播过程让人觉得“有意思”，是这个世风纷纭、人心浮动的时代给众多传媒人，特别是影视工作者，提出的一个难题。从虎年新春的传播“开门红”来看，破解这一难题，指日可待。

　　 原文刊载于《文艺报》2010年3月24日，标题为《找准红色文化传播的着力点》。

　　现在的歌为什么难听？

　　 又一届被媒体炒得轰轰烈烈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落下帷幕，我们似乎又收获了一批“新歌”；又一年的建党和建军纪念日活动也落下帷幕，其间通过电视等渠道给我们送来的“老歌”还在耳边回响。作为年轻人中的一员，我似乎应该倾向于“新歌”的，可是怎么听，怎么琢磨都是“老歌”好听啊！可巧，近日在报端看到一篇短评，也是批评这回的歌手大奖赛又产生了“一堆难听的歌”，深有同感，久已积郁在心头的疑问“现在的歌为什么这么难听”涌向笔端。时尚的批评家可能会对我的问题给出简单的忿忿的回答：“都是叫钱整的！要不是文艺的商业化运作，何至于此！”细一想，问题又没有这么简单。

　　 先得说说什么样的歌是公认的“好听”。它们都具备富有生命力的歌词和富有感染力的旋律，就像《国际歌》，像《东方红》这样的歌曲。这些例子既“好听”又符合革命的审美价值标准。当然，每个中国人都会认为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好听。它们都具有超越时空的心灵穿透力。不信您试试：党代会闭幕时，一曲《国际歌》将会令多少人热血沸腾！其中有什么秘密呢？说来也很朴素，它们或悲壮或雄壮，或两者兼而有之，洋溢着对高尚的“主义”浴血追求的激情。不是我们苛求，现在的“主旋律”歌曲有几首能有这样的雄壮或悲壮呢？再追问一句：所谓的主旋律，是流淌自创作者的心底，还是出于行政命令的压力？当然，我们可以举一个成功的例子，那就是《走进新时代》：“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歌词本身体现了一种艺术创作的哲理：我的心里已经充满了豪迈和热爱，盛不下了，“满溢”出来，就成了心里飞出的歌。正因为它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所以它不仅被公认为唱出了新世纪中国人的心声，而且唱“红”了。它红得当之无愧。

　　 可惜的是，新时代里，这样成功的创作范例太少了。在革命年代，《黄河大合唱》奏鸣的是民族解放的希望；解放后创作的反映民主革命时期的歌曲如《长征组歌》中的“革命理想高于天”，其壮志豪情毫无虚假的成分。电影歌曲像《怒潮》中的“送别”表现了农友战士之间血肉相连的革命情谊。《十送红军》的缠绵悱恻何曾使任何人起“煽情”之疑？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鱼水情是不容置疑的。《映山红》一歌所表达的老区人民对红军的思念和盼望更在情理之中。说到近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包括艺术创作者在内的人们充满了弃旧换新的喜悦，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为我们营造的艺术气氛是祖国的春天花朵格外红，芳草格外绿，一曲《祝酒歌》唱出了多少中国人的豪迈，《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也绝无今天大多数“青春曲”的“激情不再”，而是让人感到“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和《泉水叮咚》一如它们的标题所昭示的，是那么的清纯。这些歌曲成功的秘诀又何在？情感真切，情怀迫切，它们始终与崇高的时代理想相联结。

　　 现在，有许多人说我们进入了消费主义的时代，消解理想，解构“主义”一时成为热门的话题和时尚的行为。崇高的艺术激情也随之被“消解”了。什么都是无可无不可，什么都可以在媒介上作“秀”，艺术似乎也不再背负人民共同的事业，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命运，创作者的心弦未曾与这些重大主题共振交响，自然也就“变调”了。有人会说，时代不同了，现在讲究的是多元化，歌曲自然也在所难免。有怀旧的，有思乡的，有失恋的，有看破红尘的诸类主题，不足为奇。确实，某些歌词也有“片面的深刻”，或许在一个抑郁的下午或暗淡的黄昏不期然地击中了某位听众的心弦，发出共鸣。但它们对心灵的正面影响力却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创作者囿于自身的小天地里，只知道回味那点“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捉摸不定的情感，未曾突破，未曾升华，而艺术如果只表现未经升华的情感，是不可能企望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的。听过莫扎特的音乐吗？那么干净，那么动人，毫无萎靡之气，也无哀叹，那就是因为创作者超越了他自身的不堪言说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现在的人啊，讲究“活在当下”，固然没有错，但情感是需要升华才能成为艺术的！

　　 说到情感的升华，必然说到艺术的升华。有一种已经被淡忘和忽略的成功的经验，那就是汲取民歌的营养，将其升华为更完美的艺术形式。现在的“通俗歌曲”中最流行的当属爱情歌曲了，但我们再也听不到像“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啊”（《敖包相会》），“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刘三姐》插曲），“相交要学长流水，朝露哥莫学”（《五朵金花》插曲），“阿哥阿妹情意长，好像流水日夜响”（《芦笙恋歌》插曲），“九九艳阳天”（《柳堡的故事》插曲）等风格的新歌。并非笔者怀旧，而是这些歌的主题向上、健康，所表现的爱情真挚、纯洁，表现的形式清新、隽永。它们的旋律又热烈又含蓄，又奔放又缠绵，有难得的民歌风格，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须知，歌中的主人公是把爱情作为人生的崇高而纯洁的境界来追求，不是游戏人生，在情感旋涡里“潇洒走一回”的。

　　 也许，目前爱情歌曲的创作状态可以部分归咎于只讲究“休闲”的歌曲消费者？他们只希望“享受并快乐着”，不图心灵的感动，只求感观的快乐，要的是轻松。掏钱听歌的是他们，所以歌曲的创作者和演出者乃至传播者也就“跟着感觉走”？

　　 行文至此，话题自然转到歌曲的演唱和传唱这一环节。过去，一首“好歌”（它们都好听）的出台是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艺术家们不计报酬地投入全身心的政治热情和艺术造诣，比如在《长征组歌》中演唱“四渡赤水出奇兵”的马国光。他们经受过革命传统的正统教育，对革命年代走过来的人的精神风貌感受甚深，对他们的革命气节多有崇敬，在舞台上演绎“主旋律”歌曲时是用心在唱，不像现在的年轻歌手缺乏红色激情的陶冶，唱“主旋律”歌曲时往往也是“声到心不到”，给人的感觉是虚假和肤浅，感染力减弱了，即使是唱标准的“好歌”也“不好听”了。一个艺术创作者，不论是台前的还是幕后的，他如果不全心地拥抱并相信他要传播的内容，并首先为之感动，又怎么叫听众/观众深信他的创作并受到感动？这个道理再朴素不过，问题是目前甚为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推出了某些花里胡哨的表演形式，掩盖了原本应该照耀舞台艺术的真理的光辉。

　　 综上所述，论及“现在的歌为什么难听”这个问题，歌曲创作者、演唱者和传播者都难辞其咎。脱离了对时代和使命的真诚，脱离了对生活的深入，脱离了对民歌养分的汲取，等等，都是在“文艺运作商业化”之外较少有人提及的原因。这里，笔者斗胆问一句：比赛越来越多，歌手也越来越多，但“好听”的歌越来越少，是否与人性的弱点：一味地好“新”、好“奇”和好“胜”有关？假如我们写不出比现有的经典歌曲更好的歌，是否应该给自己一点艺术反省的空间和心灵喘息的余地，不要急于再“制造新歌”，而静下心来研究“老歌”为什么“好听”，并且把这个问题用心研究透彻？

　　 当代传播媒介为歌曲创作者和演唱者提供了展示“新鲜”“奇特”和“优胜”的舞台：讲究“造星”，讲究“包装”，外表的文章越做越多，歌手注重自己的发式和服饰甚于注重自己的演唱技巧，唱“美声”和“民族”唱法的又注重演唱技巧甚于注重对歌曲内涵的情感体验和心灵把握（这点在歌手大奖赛期间有专家在点评歌手时提到过），歌手有“形”，歌曲有“体”，独独缺少了“魂”。上文说到的“好听”的“好歌”无一不是发自心灵，又“到达心灵”，是心对心的传播。一味讲究现代传播技术的应用，只会误导歌曲创作者和演唱者的方向。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起当代歌曲创作的“大环境”。也许，来自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的“噪音”实在太多了，严重干扰了歌曲创作者从事艺术创造时心灵所需要的“疏朗”的感觉？也许，当代人的视听已经受到严重污染，到了不可返回点？过去的视听领域比较单纯，每个正常环境中的人从“祖国的花朵”的童年时期开始，唱的听的就是像《让我们荡起双桨》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的歌曲——以现代中国任何时期的标准衡量都健康而纯净的歌曲，心灵未受杂质的玷染，再加上文化的运行是一元化的，欣赏品味自然也就比较整齐划一？现在的孩子和成年人听的太多了，整天处在视听轰炸之中，反而有可能迷失自己的审美方向。歌曲的创作者和演唱者就从这些普通人当中产生，他们的歌曲出现偏差，“不好听”，也就更可以理解了。

　　 在一片嘈杂的“时代之声”中，我心呼唤，什么时候，我们的心灵才能再插上歌声的翅膀，“越过高山，一起到海洋”？

　　 原文刊载于《文艺报》2002年8月15日。

　　陈嬿如学术创见简介

　　 1993年

　　Conceptual Innovations: Marketing Mix

　　as Applied to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1, /2ecember 1993（每年两期）

　　 The pape/1, /2hrough the thoroughly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hina case，“poses a grounded conceptual challenge to the Marketing Mix”（编辑部导读评论）.It concludes that theory and concepts are outpaced by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a brand new outlook on how to market international tourism.

　　 1997年

　　Conflict Resolution in Love Triangles:

　　Perspectives Offered by Chinese TV Dram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1, /2o.2，1997（每年两期）

　　 在系统的实证研究基础上，于国际学界率先创造性地从传播沟通的角度研究中国当代题材主旋律电视剧中的三角恋爱矛盾冲突的解决方式，并将其置于当时变动中的中国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考察、分析。论文在国际同行中广受欢迎。

　　 1998年

　　In Search of the Essential Woman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China’s First Ever TV Drama Series on Wome/1, /2y Wome/1, /2or Wome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1, /2ecember 1998（每年两期）

　　 在系统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并论述女人、妇女、女性在中国不同时代与文化语境中的话语意义，并将女性的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分析。

　　 1999年

　　Creating a New Mode/1, /2reating a New Nation:

　　The Media and the Making of Role Models in China’s Market Economy Era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1, /2ecember 1999（每年两期）

　　 论文在国际传播学界率先分析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典型宣传”的案例，并在此基础上对传播学和社会学理论的相关建构提出自己的看法。大众传播的目标之一是靠改变个人以改变社会，还是先改变社会环境，而后改变个人？新时期的典型宣传已经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通过媒体发现—领导认可—典型树立—深入宣传—存入国家的历史记忆这一过程，逐步形成的。这一模式在此后中国的典型宣传中一再得到印证。论文主张使用长期指标衡量典型宣传的效果。宣传过程是从telling—doing—being，即讲述事迹—模仿行为—内化精神。

　　 2001年

　　 8月，在“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人即讯息》，引起反响和好评。10月，在“第七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宣读论文《以人为讯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传策略对传播学理论的启示》。

　　 2002年

　　《中国市场经济时代的传播战役与民族凝聚力》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国市场经济时代的传播战役与民族凝聚力》是一部英文专著，是国际上第一部以实证研究的方法系统地分析中国市场经济时代的传播战役的著作，分析了1991—2001年的十年间中国发生的全部重大传播战役。迄今为止，国外传播学者乃至社会科学界大多数研究人员对当代中国的传播战役的研究都是在否定的前提下进行的，歪曲丑化中国特有的传播现象，将其贬为“洗脑”。本书立足于中国的传播现实，用大量的事实说话，说明中国市场经济时代的传播战役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巨大的正面作用。在大多数人衣食无忧但文化认同意识淡漠的情况下，建设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应该是中国传播学的前沿课题之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具有普适性的“主义”（ISM）——身份认同（Identity）、力量评估（Strength）、使命定位（Mission），以此作为信仰的底线，可以促进德兴、人兴、国兴。

　　 该专著于2003年获得福建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也是第一届到第七届评奖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类唯一的一等奖。

　　 发表于《文艺报》的一组论文分别从新颖的角度切入大众文化现象中电视剧、广告、歌曲、公益广告的问题与前景。从论文标题可见一斑：《流星划过之后的思考》《广告：真情还是煽情？》《感情纠葛何时休—关于主旋律电视剧的忧思》《现在的歌为什么难听？》《公益广告要张扬社会理想》。

　　Balancing Ideals and Interests:

　　Toward a Chines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 & Research，2002（美国传播学论文集）

　　 论文在国际传播学界率先提出并分析论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要素及必须处理的各种关系，认为当代中国“为发展的传播”面对理想与利益的博弈。

　　美国传播学研究生教育

　　 《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1期

　　 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国的传播学教育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与其强调学生对社会科学知识的全面掌握有关，也与其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关，更与其充分尊重每个学生的专长，根据个体的需要设置学习计划有关。论文全面而精到地分析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特色，为国内同行广为引用。

　　思辨与实证并重：研究生课程教学的灵魂

　　 《煤炭高等教育》2002年第2期

　　 与国际接轨的研究生教学课堂上，教师是帮手，学生才是主角。学生自教自学。通过师生互动和学生互动，分享学习心得和视角，共同创造新知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是one above X，而是X+1。中国教育重思辨，西方教育重实证，中西结合的教学方法则思辨与实证并重。

　　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的教学法

　　 《厦门大学学报教学论文专辑》

　　 传播学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教学法，重在实践，让学生体验方法操作，通过课堂和课外训练，在“做”中学，自己发现方法的局限。

　　广告中的女性社会角色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媒体广告中的女性社会角色主要包括漂亮的姑娘、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对于女性的其他社会角色有所忽略，且从男性的角度和眼光审视女性。人本主义广告呼唤“双性人格”（androgynous）的女性形象，以使其更加健康完整。

　　《让高尚成为自然—爱国主义教育效果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著作《让高尚成为自然—爱国主义教育效果研究》选题新颖及时，切中当前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以实证方法展开研究，在全国同行中率先对过去十年中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包括问卷和访谈），得出可供决策者参考的事实和数据，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论述。这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和社会科学界也是首创。“让高尚成为自然”成为一个口号，被社会各界广泛引用。

　　文学应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核心是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具体地说，他强调我们的文艺应该“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文学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相对于读者的审美品位而言，文学可以有3种定位。第一种定位是高于读者，引起读者对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和思想境界的向往和热爱，使他们被艺术的思想感情所俘获，从而达到感动人、塑造人、鼓舞人的目的。这种作品对生活体验有严格的取舍和提炼，是真正升华了的生活。第二种定位是“与生活一般见识”。换句话说，时下流行的文学作品有许多打着“如实反映生活”的旗号，把生活中的种种琐碎，种种“下意识”一概收罗笔下，让读者看了之后，无所谓受到任何教益，徒然打发了光阴。第三种定位更不可取，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媚俗，“低于读者”，指作品一味地有意地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搅动人心中最等而下的情感，不仅不能唤起崇高的美感，而且还培养了卑下的情操。这是文学定位之大忌。

　　 文学如果是为大众的，就不能令他们失去对永恒的美善的希望。今天，传统的体验生活的方式正受到日益发展的大众传媒的挑战。同时，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加大，媒介普及，受教育的人增多，文学阅读与文学写作都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趋于民主化。作家生活的丰富和思想的与时俱进是作品生命力和正面影响力的基础。小康社会的文艺政策，作家的创作精力，体验生活的条件，读者的阅读闲暇，都明显地优越于战争年代和过去的其他非常时期。自由多了，就看作家们是否善待自由。中国社会要实现真正的小康，就要建立起符合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美德的新的道德规范。规范的形成是长期的，曲折的，甚至是困难的。谁能否认文学在建立此规范的过程中的作用？

　　 2006年

　　Defining Media Functions in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1, /2ecember 2006（每年两期）

　　 论文对转型时期中国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新界定，并加以论述，具体地说是一个4E模式：启蒙（enlightenment）、激励（encouragement）、教育（education）、娱乐（entertainment）。同时，论文对这几种功能之间的悖论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网站作为互联网营销中入门级的宣传方法，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了关注度，也有人认为网站已经没有什么人用了，没有必要再投入资源和人力运营了。其实可能有些小伙伴并不知道官方网站在网络公关重要性及价值意义，今天就一起和365传媒来探讨一下吧。 首先，我们需要分析我们自己企业产品的用户在哪里，他们是年轻用户、儿童用户还是老年人用户？是商人还是企业来分析网站是否应该公关？只有经过准确的用户定位分析，才能清楚自己的企业是否真的需要网站的公关和运营，一般行业都是把流量引向网站进行转化。 其次，在今天分散的流量中，对于许多企业来说，公关网站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些实体店的流量越来越少。许多企业可能还不明白为什么当年的生意很好，但这两年实体店的生意一直很困难。这些问题的出现也是网络营销时代发展的产物。相反，一些应该去实体店购物的用户可以轻松方便地使用在线或搜索引擎。 最后，在新媒体时代下新媒体或自媒体只能公关品牌，当用户看到你的文章非常有价值，想在你公司的品牌网站上搜索更多信息时，这时企业的官方网站就非常重要，没有它这样的流量就无法变现。 经过365传媒的介绍，大家应该对官网在网络公关中的重要性和价值意义有哪些以及网站公关有哪些渠道的相关内容有所了解了。有需要做网站或网络公关的朋友，欢迎前来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