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用球形打字机打字时的感受是人类智能与文

　　钟表不光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华美，而且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便宜了。小型化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人们能够买得起的钟表，这些钟表可以放在家中，甚至可以带在身上。如果说公共时钟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购物、玩乐及行为方式，从而成为这个比以往更加规整的社会的一员，那么更加个性化的计时工具——挂表、怀表以及后来更小的手表——的普及则带来了更加私人化的结果。正如兰德斯所说，个人使用的钟表变成了“随时看得见、随时听得到的伙伴”。钟表持续不断地提醒它的主人“哪些时间得到了利用，哪些时间耗光了，哪些时间浪费了，哪些时间错失了”，从而变成了个人“取得成就、提高生产力的督促和关键”。精确度量时间的“个性化是个人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这是西方文明空前突出的一个方面”。

　　机械钟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而且也像地图一样，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一旦钟表把时间重新定义为一连串为期相同的单位，我们的头脑就开始重视工作中的条理和分工。对于所有的事物和现象，我们开始看到构成整体的碎片，然后又看到构成碎片的碎片。我们的思维变成了亚里士多德模式，强调通过表面现象洞悉隐藏在物质世界背后的抽象本质。在推动我们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后来又进入启蒙运动时期的过程中，钟表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关于技术带来的人文影响，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经过沉思冥想，在1934年出版了《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一书，他在书中描写了钟表如何“帮助人们创立一种信念，认为独立世界是可以用数学方法测量的序列”。“时间划分的抽象架构”成了“行动和思考的共同参照”。对实际利益的关切刺激了这种计时工具的发明，并且支配着它的日常应用。钟表井然有序的滴答声独立于这种实际关切之外，帮助人们形成科学的头脑，进而成为讲科学的人。

　　每一项技术都是人类意愿的一种表达。我们通过工具扩展我们的力量，控制周围的环境——控制自然，控制时间，控制距离，控制彼此。根据其补充或放大我们自身能力的不同方式，技术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包括犁、缝衣针、喷气式战斗机，这些技术扩展了我们的体力、灵巧性和漂浮力。第二类包括显微镜、放大器、盖革计数器①，它们扩展的是我们感觉的范围和灵敏度。第三类包括水库、避孕药、转基因植物，这些技术让我们能够改造自然，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需求和欲望。

　　地图和钟表属于第四类，这类技术的最佳叫法可能是“智力技术”，这是借用社会人类学家杰克·顾迪（Jack Goody）和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用的术语，但在此处的意义略有不同。这类技术包括用来扩展或支持我们脑力的所有工具——发现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类，用公式阐明思想，分享诀窍和知识，测量并计算，以及增强记忆力。打字机是一项智力技术，算盘和计算尺是，六分仪和地球仪是，图书和报纸是，学校和图书馆是，计算机和互联网也是。虽然使用任何一种工具都会对我们的思维和观点带来影响——犁改变了农民的境况，显微镜为科学家的精神探险开启了全新的世界，但对我们的思考内容和思考方式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还是智力技术。这些都是与我们联系最密切的工具，我们用来表现自我，形成个体身份和公共身份，培育人际关系。

　　尼采用球形打字机打字时的感受是人类智能与文化史上的一个中心主题，对于我们用来读写的工具，或者以别的方式处理信息的其他工具，在我们的头脑影响它们的同时，它们也在影响着我们的头脑。就像地图和机械钟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当智力技术获得普遍应用时，这些技术经常会催生新的思维方式，把以往局限于少数精英群体的思维模式扩展到普通民众中。换言之，每一项智力技术都体现着一种智能伦理，具体化为一套关于人的头脑如何工作或应当如何工作的假设。地图和钟表具有类似的伦理规范，二者都把新的重点放在了度量和抽象上，也就是在表面感觉之上去感知并定义形体和过程。

　　一项技术的智能伦理很少会被其发明者确认，他们通常都是心无旁骛地致力于解决某个独特问题，破解科学上或工程上的某些难题，以至于无法看到他们的工作蕴涵的深远意义。技术的使用者往往也对技术的智能伦理浑然不知，他们关心的只是能从工具使用中获得的实际利益。我们的祖先发展、使用地图，并不是为了增强他们的思维能力，也不是为了揭示客观世界隐藏的结构。他们制造机械钟，同样不是为了激励自己采纳更加科学的思维模式。这些只是技术发展的副产品。可是，多好的副产品啊！到头来，对我们影响最深远的恰恰是技术发明的智能伦理。智能伦理是媒体或其他工具传输到使用者的头脑和文化中的信息。

　　几个世纪以来，围绕技术在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直在探索、争论。一些人将其归结为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