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文本具有临时性的本质属性

　　电子文本具有临时性的本质属性，这种性质必然也会对写作风格造成影响。印刷图书是一件已经完工的精美物品，油墨一旦印到纸上，书中的词句就无法抹掉了。对那些最优秀、最负责的作家和编辑而言，以尽善尽美的作品作为出版活动的最终结果，这是长期渗透于他们内心的热切愿望，甚至是焦急渴望——以追求传世不朽的眼光和态度写作。电子文本是暂时性的。因此在数字化市场上，出版发行变成了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断断续续的事件，电子书的修订可以无限制地进行。即便是在把一本电子书下载到联网设备之后，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自动更新——就像今天软件程序的自动更新一样，这早已成了家常便饭。写作过程宣告结束的感觉没有了，这很快就会改变作者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力求完美的压力即将消失，一起消失的还有这种压力带来的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严苛要求。作家设想情境和写作态度发生的小小变化，最终怎么会对作品造成那么大的影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只要看一下书信发展史就会明白。比如，19世纪的私人信函跟我们今天所写的私人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迥然不同。我们习惯于非正式的直白表达，从而造成了表达方式的日趋萎缩，也导致了修辞技巧的不断丧失。

　　毫无疑问，电子书具有的连通性及其他特点必将给人们带来新的乐趣。就像凯利所说的那样，我们甚至可以把数字化看成一场解放运动，这是一种把文本从书页中解放出来的方式。不过，这种解放的代价是孤独的作者和孤独的读者之间私密的智力联系的进一步弱化——如果这种联系不是彻底终结的话。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唤醒了人们，深度阅读随之成为普遍流行的阅读习惯，在这种阅读活动中，“寂静是书中含义的一部分，寂静是读者思想的一部分”。今后，深度阅读将会持续式微，完全有可能变成规模越来越小的少数知识精英群体的专属活动。换言之，我们将要回归历史的常态。2005年，美国西北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社会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些教授写道，我们的阅读习惯最近发生的变化表明，在人类智力发展史上，“大规模深入读书的时代”是一个短暂的“例外”，“我们看到，这种性质的阅读正在回归以前的社会基础，即所谓读书人阶级这个可以让自己流传后世的少数群体”。随着这种情形的出现，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读书人阶级是会拥有“与日渐稀缺的文化资本相伴而生的权力和威望”，还是会被视为“有着神秘嗜好”的古怪人群。

　　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在介绍他们的电子书Kindle的时候，以扬扬得意的语调宣称：“能将像书一样先进的东西加以改进，这是多么雄心勃勃的目标啊！这甚至有可能改变人们的阅读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模棱两可”。人们阅读以及写作的方式已经被互联网改变了。而且，随着书本中的词句被从印刷书页当中提取出来，嵌入计算机“中断技术系统”中，这种变化还将缓慢但肯定地继续下去。

　　很长时间以来，批评人士一直在致力于埋葬图书。19世纪早期，报纸开始蓬勃发展，仅伦敦出版的报纸就超过100种，很多观察家认为，图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处于被抛弃的边缘。它们怎么能竞争得过天天发行的报纸与生俱来的即时性呢？1831年，法国诗人政治家拉马丁宣称：“在本世纪结束之前，报纸杂志将会成为出版业的全部内容，也是人类思考的全部内容。人们可以立即构思，立即写作，立即领会，这些思想将会以光速传遍全世界。从地球的这一极到那一极，都将为这样的思考所覆盖——这种思想突如其来，是从心灵深处爆发出的激情之火。那将是一个人类的字词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王国。没有时间等待思考成熟，没有时间将其编纂成书——等到书印出来，那就太晚了。从今往后，唯一可能存在的图书就是报纸了。”

　　拉马丁错了。到19世纪结束的时候，图书依然悠然自得地活在报纸之外。但是，一个危及它们存在的新威胁已然出现：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起码在当时的知识阶层看来，人们很快就会转向收听而不是阅读文学作品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大势所趋。菲利普·休伯特（Philip Hubert）在1889年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预言：“很多图书和故事根本不会印刷出版，它们会以唱片的形式进入读者，更准确地说是听众的手中。”在当时，留声机可以记录并播放声音。他写道，作为创作文章的一种工具，留声机肯定也会“远远超越打字机”。就在同一年，未来主义者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人们以后将会“闭着眼睛”阅读。他们会随身携带一个小小的语音播放器，这个东西叫做“必不可少”，可以囊括他们的全部藏书、报纸和杂志。贝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