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负面情绪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消解

　　网络负面情绪的应对之策在于：兑现马克思主义信念承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升网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信心；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防范和化解网络极端主义思潮；走好群众路线，增强网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归属感。

　　内容提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量社会问题通过网络聚集、传播和放大，滋生了网络负面情绪。部分网民对主流价值观不满，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向心力。网络负面情绪的应对之策在于：兑现马克思主义信念承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升网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信心；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防范和化解网络极端主义思潮；走好群众路线，增强网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归属感。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境外宗教虚拟化传播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及对策研究”[17BKS083]、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网络时代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被边缘化的风险及对策研究”[11CKS027]阶段性成果。

　　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生活之间联系紧密，因为把“虚拟”和“现实”联系在一起的“人”，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是现实的投射，网络舆论则不过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有影响力的观点、言论的投射而已。当前，我国处在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问题丛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量社会问题通过网络聚集、传播和放大，滋生了网络负面情绪。所谓网络负面情绪，是指以网络牢骚、网络暴力、网络破坏等形式，通过网络平台、渠道抒发和宣泄的不良情绪，如焦虑、沮丧、悲伤、不满、怨恨等，往往表现出非理性、非主流、易感染性等特征。这些负面情绪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疏导，就会导致部分网民对主流价值观不满，从而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向心力。

　　我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不仅量大，而且涉及面广，牵涉人数众多，导致政府在应对社会问题时，不可能同时满足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求。基于此，一些利益诉求暂时没有得到满足的群体可能对社会、政府产生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在网络上发酵、蔓延，对部分网民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冲击。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历来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建设、国家建设。但是，由于既定条件的限制，我国民众政治参与渠道和利益表达渠道不是很畅通。[1](p.141)尽管从制度安排上来说，民众可以通过投票、选举、结社、上访等方式向政府部门反映问题，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在实践中这些利益表达渠道对于部分民众来讲，要么成本较高，要么存在形式化问题。例如，听证会一度被称为公民利益表达的新兴渠道。但在现实生活中，听证会被一些人讥讽为“逢听必涨”的游戏。制度化参与渠道不太畅通，部分民众必然寻找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而网络的发展正适应了这一需要。因此，各种社会问题通过网络舆情反映出来，甚至包括反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负面情绪也通过网络来宣泄。

　　当前，网络准入几乎是“零门槛”。网络使用的廉价性、在技术和知识上的弱限制性，导致几乎能够将适龄人口“一网打尽”，难以将任何人排斥在网络使用的范围之外。随着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的融合，利用手机上网成为一种时尚。这降低了基础设施落后地区群众使用网络的成本，极大地扩充了网民队伍。此外，网络使用所需要的知识水平不是很高。个人无需理解互联网的原理，也可以在互联网上“遨游”，甚至可以随时随地获取资讯。在很多时候，这些资讯还是免费的。网络的易接近性使其成为民众进行信息交流和利益表达的主要媒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网民，无论是高智商的专家学者还是普通学历的公司职员，都可以通过网络了解问题、反映问题，这些问题“涵盖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哲学、民生等方面的现实问题”。[2]在现实社会问题的影响下，网络的利益表达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其中不乏情绪化表达。网民的情绪化表达经常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当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并波及甚广，就会危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在一定程度上，特别在某些人心目中，网络是“自由女神的象征”，认为这里没有中心与边缘之分，没有权威与非权威之分，处处洋溢着“自由”“平等”的气息。有学者指出：“互联网成了一个绝对‘自由’的地方，一个彻底‘民主’的地方，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和方式说任何线)网络的普及意味着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人人都可以当记者。每个人不仅可以在网络上接受信息，而且可以发送、传播信息，这就打破了“我说你听”的传统信息传播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已经发生的社会问题，想“捂盖子”已经非常困难。因此，网络上的“议题库”和负面情绪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样多，甚至在特定条件下更多。网络错误信息泛滥、网络谣言四起是网络的伴生物。在网络环境中，“错误的信息，只需按一下鼠标，就可以传给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百万人”。[4](p.56)不仅如此，由于从众效应，网络谣言往往得到滚雪球般传播，从而扩大了网络谣言的影响力。其中不乏抹黑党的领导、妖魔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分，客观上是存传播反马克思主义言论。

　　网络具有议程建构功能。许多社会问题如果不经过网络的渲染，也许不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不会引起公众和政府的强烈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能够影响人们的所看所思。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于网络拓展了人们交流、交往的范围，突破了时空对人们交往的限制。在网络论坛、新闻组、留言板、聊天室、微信群、QQ群中，人们可以打破地域性关系随时进行交流。人们交换意见(交谈)对象数量的剧增，也就意味着听众数量的剧增，这显然扩大了自身观点的影响力。在某种情况下，网络虚拟交流还会催生“面对面”的真实交流，即借助网络，人们开展线下交流。网络的扩音器功能还表现在网络交流除了“一对一”，更多的是“一对多”。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交流突破了声音的限制，极大地增加了同步交流的人数。网络可以传播正能量，也可以渲染社会负面情绪。当网络传播的是不良信息时，其扩音器效应就会造成“心理传染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反社会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重要原因在于网络的扩音器在作祟。

　　网络负面情绪蕴含强烈的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少数网民会将社会问题引发的不满转向党和政府，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抵触情绪，乃至加入解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凿船党”。①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话语权优势，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执政的合法性。网络兴起之后，由于其具有开放性、互动性、虚拟性、隐蔽性、信息多元性等特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组织能够垄断信息的发布权。我国国内有一些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其中还包括某些拥有大量“粉丝”的网络“大V”“公知”。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价值观念等吹毛求疵，甚至“吃的饭，砸的锅”，大肆传播负面信息、宣泄负面情绪，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构成了挑战。

　　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真理性认识只有和人民群众的现实实践结合起来，特别是能够对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状态做出解释，引导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才能体现生命力和魅力，才能增强人民群众的认同感，才能产生“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p.9)的现象。长期以来，一些宣传部门侧重于从应然状态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和社会的至善至美。但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问题丛生现象在短期内不可避免，社会的阴暗面尽管非常少见，但仍然存在。在网络时代，社会的阴暗面会被放大。在某些时候，这种现实与社会主义宣传教育、与意识形态对美好社会的描述之间，形成了反差。这就催生了网络负面情绪，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优势。这种现象也体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大学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践行者，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受众。当前，我国大学生群体中一定程度上存在贫富分化现象，体现出的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悬殊这一现象，不容忽视。同是一个班级的学生，一些人拥有价值不菲的苹果手机、手提电脑等，能去高档餐馆就餐；另一些人却为了温饱而奔波。在这种情况下，后者有可能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宣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疑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拿起鼠标，在网络上散播错误思想，从而加剧了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风险。

　　网络负面情绪从产生到传播，甚至会从消极言论演变成谩骂和诋毁，会影响网民的理性判断。部分网民在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或暂时没有得到满足时，会迁怒于党和政府，并在网络上发布辱骂党和政府的言论，而这些言论又会得到一些网络“愤青”和别有用心之人的声援，从而形成攻击党和政府、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舆论风暴”，使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者疲于应付。网络负面情绪也对民众的心理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蛊惑某些人习惯性地对党和政府产生不满心理和对抗情绪，降低了党和政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就现实中的政府来说，其功能都是有限的。有学者指出，任何政府都“最大工作能力有限”。[6](p.135)还有学者指出：“当代许多政策问题横跨了若干政策领域，超出了某个特定机构的管辖范围，或者为它们的专业技能所不达。”[7](p.84)1980年，对政府包办一切也提出了批评，指出“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8](p.328)2001年，习明确指出，要使政府成为“有限政府”，并且于2006年再度提到了“有限政府”的概念。[9]近年来，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很多人依然把政府视为“全能政府”。政府无法承担无限责任的事实与部分公众认知的偏差，必然使政府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和网络负面情绪宣泄的对象。比如，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唯一供给主体(近年来有所改变)，社会组织无力与之共担责任，当供给质量低下或供不应求时，公众就会将怨气撒在政府身上，动辄借助网络等工具发泄不满情绪。不仅如此，“全能政府”和“保姆式政府”的长期运作，导致公众的心理预期越来越高，政府工作要使公众满意也越来越难。党和政府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意味着一些人将社会问题的产生归于“领导原因”或“制度原因”，对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合法性论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冷淡或疏离。这是一些人在网络上反对、诽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

　　一些国内外敌对势力以我国发展转型期出现的问题为借口，企图煽动不满情绪，借机在网络上推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播下西方意识形态的“种子”，改变我国公众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认同，损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

　　一是在网络上放大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应该解决但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如下岗失业问题、问题、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散播“中国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成为问题的根源”的言论，激起网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感和疏离。比较典型的案例是网络上甚嚣尘上的“高房价阴谋论”，宣扬中国的高房价是政府控制百姓的阴谋。事实上，某些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较长时间，在西方也是如此。敌对分子这样做，完全是以“有色眼镜”看待或故意抹黑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二是“将过去的好和现在的坏进行对比”，[10](p.172)在网络上大肆传播“今日中国还不如旧社会”的错误言论，美化旧社会，误导网民对中国产生失望情绪，对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信心，以达到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先进性的目的。比如，一些网民说，新中国成立前地主和长工一块吃饭，长工由地主管饭，年底结算工钱，现在老板和打工者之间的关系还不如地主与长工，夸大当代中国劳动纠纷的严重性。一些所谓的“学者”在网络上刊文，以科学研究的名义，通过“科学数据”比较，“证实”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言外之意是，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反而加剧了贫困。

　　三是人为炒作社会热点问题，吸引不明真相群众的眼球，形成网络围观效应，“把普通事件炒作成热点事件，把敏感事件炒成政治事件，让不明真相的群众和网民跟进，煽动对政府的不满情绪”。[11]利用网民的不满情绪，错误引导网民与政府对立，酿成群体性事件，迫使政府采取强制措施“清场”。例如，黑龙江“庆安事件”中民警依规合法开枪，却被炒作成领导指示警察“枪杀访民”的网络热点事件，引发社会热议，甚至有人去庆安火车站举牌抗议，继而相关滋事团伙被公安部指挥摧毁。[11]上述做法的目的在于动摇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合法性，离间群众与政府之间的“鱼水”关系，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显得苍白无力。

　　化解网络负面情绪，不能单靠舆情应对技巧、精神说教和理论宣传，而应把崇高的价值追求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需求结合起来，认真兑现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承诺。换言之，就是中国及其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府，应着眼于现实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和民生改善，把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承诺落实到每一项公共政策中，落实到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具体行为中。

　　如前所述，当前我国面临着许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与网络负面情绪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当然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方法，但“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2](p.265)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无往而不胜的“底气”来源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所展示出来的制度优越性。要让人民群众在内心深处真正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搞“空头政治”不行，搞“意识形态教育挂帅”也不行，必须通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在网络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在当今世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网络输出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重要的是因为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建设水平上具有优势。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物质文明到处推销其制度文明，企图造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随着美苏意识形态斗争中美国“完胜”，西方国家持续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美国一些学者大肆鼓吹“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终结”等。各种版本的“终结论”实际上表明，西方国家凭借其现代化方面的成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打“心理战”，妄图使社会主义国家自乱阵脚。因此，我们要有效对抗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发动的“心理战”，就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心一意谋发展，千方百计把我国的综合国力搞上去。第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奋斗，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即大幅提升我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更加完善各方面的制度，显著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步伐，基本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等。第二，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全面提升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及生态文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等。第三，积极利用网络技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要善于把网络技术这个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和生长点”尽快运用到生产领域，把互联网经济做大做强。我国的互联网经济若能健康发展并与实体经济相得益彰，参与推动现代化进程，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则有利于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反之，则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巩固带来负面影响。

　　网络是滋长极端主义思想的土壤。现实生活中点燃的极端主义情绪极易在网络上放大和蔓延。在网络社交活动中，网民总是喜欢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人交往，与志同道合的人打交道，侧重于“圈内”商议，而对于“圈外”的争议性观点则较少关注或者缺乏接触新观点和不同观点的机会。这可能会形成群体极化现象，即志趣相投者彼此强化其观点以至达到极端。因此，“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4](p.51)但导致网络极端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是现实生活中贫富两极分化及其引发的不满情绪，而不是网络本身。因此，防范和化解网络极端主义思潮，必须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让社会财富尽可能平等分配，提高贫困群体的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

　　首先，妥善解决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问题。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具有政治意义。它加大了低收入群体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催生该群体的绝望情绪，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逆反心理，进而接受各种反社会、的极端主义思潮。因此，党和政府应该按照“提低、扩中、控高”的思路，积极推进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把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限制在合理范围内。

　　其次，正视我国阶层结构的变化，妥善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阶层不公平感的滋长。互联网的应用加大了社会财富在阶层之间的转移，一些新阶层由于适应了经济活动网络化的趋势而聚集了大量资源。我们要正视互联网背景下出现的新阶层对社会阶层间关系的影响，缩小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防止社会对抗和撕裂，防止阶层不公平感的增长致使部分阶层背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认同极端主义思潮。同时，要对新阶层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态度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和政策疏导，并将他们的利益诉求反映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避免他们游离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外。

　　再次，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要求公共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改变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的非均衡配置。特别重要的是，要将网络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积极扭转因数字鸿沟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党和政府通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保障每个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征服大众的心灵，才能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使极端主义思潮失去“市场”。

　　群众路线表明党和人民之间是“种子与土地”“鱼水”式的密切关系，“被看作中国民主传统的精髓，也是伟大的创造性贡献之一”。[13](p.229)我们党之所以在9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稳坐钓鱼台”，之所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靠的就是群众路线这个法宝。习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14](p.27)从长远来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靠的就是认真践行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网上意见网下解决，实现线上线下良性互动，这样才能增强网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归属感，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激烈的网络意识形态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网络时代走好群众路线，党和政府要将网络民意作为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积极回应网民的利益诉求，及时解决网民反映的社会问题。网民不是天外来客，繁纷复杂的网络舆论也不是空穴来风，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网民的利益诉求。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旋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15](p.166)恩格斯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6](p.320)因此，我们不能离开利益问题谈论意识形态。事实上，利益是意识形态的本源，意识形态是观念表达的利益诉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在网络上“生根发芽”，就不能只重视理论灌输，而轻视网民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的满足。党和政府要善于通过网络舆情倾听民众的心声，建立网络舆情反映、监测和研判机制，及时采纳网民的合理要求，将网络民意吸纳进政策体系，自觉接受网络民意对政策形成、执行过程的监督，有效化解网民之间、网民与政府之间的分歧，避免利益冲突演化为价值冲突，塑造良好的社会心态，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网民的思想归属和价值依托。

　　网络时代走好群众路线，必须将回应青年的现实关切、正确引导青年民意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生力军，“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14](p.172)如果青年的价值观、人生观被西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就会动摇。作为在互联网发展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普遍偏爱无中心的平等参与模式。在几乎所有的网络草根参与活动中，很容易看到青年的身影。党和政府要从这一特点出发，正确引导网络时代的青年民意，从满足青年的权利诉求人手，关心青年、爱护青年，了解青年所思所想所虑，引导青年正确表达自身对党和政府的关切，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青年的“关注结构”和“情感选择”。

　　①“凿船党”指那些热衷于消解英雄以及一切正能量的偶像的人，他们采用了所谓“扒真相”的办法，来颠覆整体的英雄形象，从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狼牙山五壮士一直到邱少云。具体的符号被糟蹋了一遍，他们开始糟蹋“英雄”概念。参见《环球刊文：“凿船党”猛攻英雄形象为无赖奸臣平反》，。

　　[2]杨嵘均.论网络虚拟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策略[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1).

　　[4][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以]叶海卡·德洛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M].王满传，尹宝虎，张萍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7][美]简·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M].邵国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姚冬琴，.王红茹，李勇，马玉忠.政府VS市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J].中国经济周刊，2013，(44).

　　[10][美]约瑟夫·S.奈.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M].刘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3][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思想[M].田松年，杨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