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以多任务方式处理、消费各种不同种类信息

　　研究人员随后又对另一组实验对象进行了类似实验。在新的实验中，两轮测验中间不安排散步，只是让他们分别观看不同的照片，一组照片反映的是宁静的田园风光，而另一组反映的则是城市中的繁忙生活。实验结果跟前面一样。观看自然风光的实验对象能实质性提高对自己注意力的控制力，而观看城市景象的那些人在专注程度方面没有提高。研究人员总结说：“总而言之，跟大自然之间简单而短暂的交互作用可以在认知控制方面产生明显的提高效果。”对“有效发挥认知机能”而言，在自然界中花点时间看来是“极其重要”的。

　　互联网上没有沉睡谷，也没有宁静的场所可以让寂然凝虑的沉思状态展现其恢复大脑元气的神奇魔力，有的只是城市街道上无穷无尽的嘈杂之声。互联网就像热闹的城市一样，带来的刺激令人振奋。我们不愿意放弃这些刺激。但是，这些刺激同样也让人心绪烦乱、疲惫不堪。我们让脑力工作自动化，我们把对思考和记忆的控制拱手让给威力强大的电子系统。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科学家魏泽鲍姆和艺术家福尔曼共同担忧的问题：对我们人性的缓慢侵蚀。

　　不光深层思考需要一个平静安宁、全神贯注的头脑，同情心也同样需要。关于人们怎样经受恐惧，如何应对身体威胁，心理学家早就展开研究了。不过，直到最近，他们才开始研究我们高贵本能的根源。美国南加州大学大脑与创造性研究所主任安东尼奥·达马西欧（Antonio Damasio）解释说，他们的研究发现是高级情感来自“天生缓慢”的神经过程。在最近开展的一次实验中，达马西欧和他的同事让实验对象听关于人们经受肉体痛苦或精神痛苦的描述。然后让实验对象进入核磁共振成像仪，要求他们回忆故事情节，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实验结果揭示，虽然人脑对肉体痛苦的反应非常迅速——一看到有人受伤，自己大脑里的疼痛中枢几乎马上就会激活，但对精神痛苦表示同情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要缓慢得多。研究人员发现，对大脑而言，“超越身体上的即时参与”，开始理解并感受“一种情境下的心理因素和道德因素”，这需要时间。

　　研究专家说，这个实验表明，我们的精力越容易分散，我们就越难以体验同情、怜悯等最具人性特征的微妙情感。玛丽·海伦·伊莫蒂诺·杨是这个研究团队里的一员，她说：“对某种类型的思想，尤其是对有关他人的社会境况和心理境况的道德判断而言，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足够的反思。如果事情发生得太快，你可能无法全面体会他人的心理状态。”互联网正在破坏我们的道德感，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未免失之轻率。互联网正在重新布置我们生死攸关的神经通路，互联网正在不断削弱我们沉思冥想的能力，因而它正在改变我们的情感深度以及我们的思想深度，提出这样的观点并不轻率。

　　我们的头脑轻而易举地适应了互联网的智能伦理，有些人为此欢欣鼓舞。《华尔街日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写道：“技术进步不会逆转，因此以多任务方式处理、消费各种不同种类信息的趋势只会继续下去。”然而，我们无须担忧，因为我们的“人性软件”会及时“赶上让信息充分成为可能的计算机技术”。我们会不断“进化”，变成更机敏的数据消费者。《纽约》杂志一位封面故事作者说，在网络信息中“过滤筛选”是“21世纪的任务”，随着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为了更加高效地处理更多信息，大脑连线将会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可能会丧失“自始至终全神贯注于一项复杂任务”的能力，但是作为补偿，我们会获得诸如能够“通过6种不同媒体同时进行34场交谈”之类的新技能。

　　这些作者认为我们所处的新型信息环境正在塑造我们，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大脑具有适应能力，这是固化在大脑工作机理中的规律，也是智力发展史的基调。可是，如果说他们的心安理得能给人带来安慰的话，那这种安慰令人不寒而栗。适应能力让我们更好地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但那在性质上是一个中立的过程。到头来，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正在改变，而是我们变成了什么。20世纪50年代，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说，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浪潮”是“那样的迷人，那样的诱人，计算思维必将作为唯一的思维方式为人们所接受和践行”。在他看来，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沉思冥想”能力将会变成鲁莽进步的牺牲品。甚嚣尘上的技术进步就像康科德镇上到来的火车一样，带走了只能由沉思冥想而来的领悟、思考和情感。海德格尔写道，“技术狂热”带来了“让技术遍地生根”的威胁。

　　我们现在可能正在步入技术遍地生根的最后阶段。我们热烈欢迎技术狂热进入自己的灵魂深处。

　　后记 计算机的智慧

　　2009年年底，就在我即将完成本书之时，媒体上一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