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纸质呈现方式（人们习以为常的情形）和超

　　1956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神奇的数字7，加减2”（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的著名论文，他在论文中提到，大脑的工作记忆一般只能存放7条信息，或说7个“元素”。现在看来，连这个数字也有夸大之嫌。根据斯威勒的说法，当前证据表明，“在任一特定时刻，我们能够处理的元素不会超过2~4个，而实际数值大都偏于这个范围的下限而非上限”。此外，我们在工作记忆中保存的元素转瞬即逝，“除非通过反复记诵不断更新这些内容”。

　　想象一下用水管往浴缸里加水的情形。把工作记忆中的信息转入长期记忆的时候，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媒体通过调节信息流的速度和强度，对上述过程施加着强大的影响。读书的时候，流出信息的龙头提供了稳定的水流，而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节奏来控制这股水流。当一心一意地专注于书本时，我们能够把所有的或大部分信息一点一滴地转入长期记忆，进而形成创建图式所必不可少的联系。使用互联网的时候，我们面对着许许多多个信息龙头，每个龙头都开到最大，水流喷涌而出。当我们从一个龙头匆匆转向下一个龙头的时候，小小水管里的水就会溢出来。我们只能把一小部分信息转入长期记忆，而且我们转存的是从不同龙头流出的混合内容，而不是从一个来源不间断地流出的连贯水流。

　　在任一特定时刻流入大脑工作记忆区的信息称为我们的“认知负荷”。当负荷超出大脑存储、处理信息的能力时，亦即水流溢出水管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保存信息，也不能让这些信息和已经存储在长期记忆中的那些信息建立联系。因而，我们就不能把新信息转变为图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学习能力受到损害，而我们的理解领悟也只能停留在肤浅的层次。由于我们保持注意力的能力也取决于自己的工作记忆，用托克尔·科林博格的话说就是，“我们必须记住要把精力集中在什么上”，因而高强度的认知负荷也会加剧我们的精力分散程度。大脑负担过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分神的事物更容易让人分神”。（有些研究结论把注意力缺失症和工作记忆的负担过重联系起来。）实验表明，工作记忆达到极限的时候，把相关信息从无关信息中区分出来，即把信号从噪音中区分出来会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变成了心不在焉的数据消费者。

　　斯威勒写道，理解领会一个问题或一个概念，面临的困难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记忆的负荷”，我们学习的内容越复杂，大脑负担过重所导致的后果就越严重。按照斯威勒的说法，造成大脑认知负荷过重的因素有很多，“与解决问题无关的外部因素”和“精力分散”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恰好也是互联网这种传媒形式的两个核心特征。盖瑞·斯默尔提出，使用互联网可以像做填字游戏那样锻炼大脑。但是，如此密集的锻炼一旦成了我们的主要思考模式，就会阻碍我们进行深度学习和深入思考。在做填字游戏的同时又试图好好读书，这就是互联网创造的智力环境。

　　时间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各学校在那个时候开始大力采购计算机，电子图书相对于纸质图书表现出的明显优点赢得了人们的热情追捧。很多教育家坚信，在电子文本中引入超链接，这对学生的学习大有裨益。他们主张，超文本可以让学生在不同的观点之间轻松切换，从而强化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摆脱了印刷书籍所要求的那种古板陈旧的阅读方式，读者可以在五花八门的文本之间建立各式各样的知识联系。超文本可以推翻作者那种家长式的权威，把权利转交到读者手上，这种信念与那个时候颇为时髦的后现代理论十分吻合，为人们对超文本的学术性热情推波助澜。这是一项带来解放的技术。文学理论家乔治·兰道（George Landow）和保罗·德拉尼（Paul Delany）写道，超文本把读者从印刷文本“顽固不化的物质性”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超文本把“书页装订技术带来的压缩感一扫而光”，它“通过改变经验之间的联系，为大脑提供了对它们进行重新排序的能力”。

　　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热情开始降温。关于超文本产生的认知效应，科学研究正在描绘出一幅更加全面而又迥然不同的图像。事实证明，评估网络链接并浏览它们指向的内容是一项需要动用大脑解决问题的智力任务，对阅读本身而言，这项任务是与之无关的外部因素。解读超文本实实在在地增加了读者的认知负荷，从而削弱了他们领会、记忆所读内容的能力。1989年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超文本读者到最后经常会心烦意乱地“扫过页面，而不是仔细阅读其中的内容”。1990年的一项实验显示，超文本读者经常“不记得他们读了什么，没读什么”。在同年所作的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两组实验对象分别查找一组文档，并据此回答一系列问题。一组实验对象在做成超文本形式的电子文档上查找，而另一组则在传统的纸质文档上查找。在完成指定任务方面，使用纸质文档的一组实验对象明显胜过另一组。1996年，有一本关于超文本及认知理论的著作出版，该书编辑在回顾评论上述实验及其他实验的时候写道，既然超文本“给读者增加了更大的认知负荷”，与“纸质呈现方式（人们习以为常的情形）和超文本（认知要求极高的新情形）之间的实验对比结果并不总是有利于超文本”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