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照亮充满艰难险阻的思想之路

　　近来对深度阅读的神经学效应所作的研究为华莱士的抒情诗篇提供了科学的注解。美国华盛顿大学动态认知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令人着迷的研究，研究结果发表在2009年的《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上。研究人员利用扫描仪分析研究对象读小说时大脑中发生的反应。他们发现，“叙述过程中每出现一个新情境，读者都会在头脑中加以模拟。行为和感觉的细节从文字中获得，然后会与来自以往经历的个人知识结合起来”。阅读过程中的大脑活跃区通常“出现在他们实施、想象或观察现实生活中类似活动时所涉及的部位”。这项研究的负责人妮科尔·斯皮尔（Nicole Speer）说，深度阅读“绝不是被动的接受”。读者变成了书本。

　　书的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紧密的共生关系，也是智力和艺术互相融合的一种手段。作者的文字充当着读者头脑中的催化剂，激发读者产生新的洞见、新的联想、新的领悟，有时候甚至会迸发顿悟的灵感。同时，正是由于专心致志、不可或缺的读者的存在，才会驱策着作家去创作作品。他们给作者以信心，让他们去探索新的表达形式，去照亮充满艰难险阻的思想之路，去开拓未知甚至危险的知识疆域。爱默生说过：“所有的伟大人物都在自豪地写作，他们无意去辩解。他们知道，明智的读者最终会出现，而且会对他们满怀感激。”

　　如果没有在书籍这个熔炉中发生的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亲密交流，我们丰富多彩的文学传统是无法想象的。活字印刷技术发明之后，面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挑剔的读者，各类作者不甘人后，力求以清晰流畅、优美典雅、标新立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语言的疆域随之迅速拓展。英语词汇过去只有几千个单词，现在随着书籍的增多已经扩展到上百万个。很多用来表达抽象概念的新词语原来根本不存在。作者们纷纷进行语法实验和词汇实验，为思维和想象开辟了道路。读者们热切地追随着流利、精美而又别具一格的散文和诗歌，在作者们开辟的道路上轻松前进。由于论文一写就是很多页，作者能够表达而读者也能理解的思想变得日益复杂和微妙。语言不断延伸，意识随之深化。

　　日渐改进的不只是图书出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书和写作提升并净化了人们的生命体验和自然阅历。爱森斯坦写道：“新兴文学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艺术鉴赏力，他们单凭文字就能成功描摹味觉、触觉、嗅觉和听觉。要把这种感官体验传递给读者，需要具备对感官体验的高超意识和切身观察。”作家像画家和作曲家一样，能够“改变人们的领悟能力”，这种改变的方式是“丰富而不是阻碍人们对外部刺激的审美反应，是扩展而不是压制人们对人文经验的共鸣”。书中的文字不光加强了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也丰富了人们对书本之外现实世界的体验。

　　我们为了某一个目的开发出来的智力能力，也就是神经回路，也可以用于别的用途，这是我们通过研究神经可塑性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由于我们的先人日益醉心于书中前后连贯的长篇论证和娓娓叙述，他们变得更善于沉思冥想，更容易浮想联翩。玛丽安·沃尔夫说：“大脑为了阅读，已经学会了怎样进行神经回路的重新排序，而新思想更容易出现在这样的大脑中。读书写作则促进了日趋精密的智力技能的长足发展。”正如华莱士所理解的那样，伴随着深度阅读的安宁寂静变成了“思绪的一部分”。

　　活字印刷技术发明后的若干年间，人文意识发生转变，书籍不是唯一的原因，很多别的技术和社会及人口发展趋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书籍居于变革的中心。随着书籍成为交流知识和见识的首要手段，书籍带来的智能伦理变成了我们文化的根基。在华兹华斯的《序曲》（Prelude）和爱默生的散文中，人们可以发现微妙、细致的心灵历程；在奥斯丁、福楼拜及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中，人们可以发现对社会关系和私人关系同样微妙的理解，这一切全都因为书籍而成为可能。艺术家总是假定读者会聚精会神地耐心阅读，如果没有这样的假定，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等作家在非线性叙事方面进行的20世纪的伟大实验是无法想象的。一旦转录到书页上，意识流就变成了文学的、线性的。

　　文学伦理规范的表达方式不仅仅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文学作品，它还成了历史学家的伦理规范。在这种伦理规范的启发下，诸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这样的历史著作应运而生。它也成了哲学家的伦理规范，影响了笛卡尔、洛克、康德、尼采等人的思想。至关重要的是，它变成了科学家的伦理规范。可以说，19世纪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学作品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了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等科学著作无不遵循着文学的伦理规范。印刷在书页上的长篇大论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