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能准确提供你想要的内容”

　　影吸引用户点击的次数最多。对于网页上的文字内容，谷歌公司也会进行类似的严格实验。

　　尼尔·波兹曼在1993年出版的《技术垄断》（Technopoly）一书中，对泰勒的科学管理体系加以总结提炼。他在书中写道，泰勒主义建立在6个假设的基础上：“人类劳动的首要目标（如果不是唯一目标的话）是效率；技术性的计算优于人的判断；实际上人的判断是不可靠的，因为人的判断难免受到粗心大意、模棱两可和画蛇添足的影响；主观性是思路清晰的障碍；无法度量的事物既不存在也无价值；普通人的事务最好由专家来指导和管理。”令人吃惊的是，波兹曼的总结套用在谷歌公司的智力伦理上竟然如此贴切。这些内容只需略作调整，就能与时俱进，完全适用于对最新情况的概括。谷歌公司不认为普通人的事务最好由专家来指导，他们相信把那些事务交给软件系统来指导是最好的——假如在泰勒所处的时代功能强大的数字式计算机已经出现，那他也一定会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在对自己所做工作的正义性认识方面，谷歌公司也跟泰勒很相似，它对自己的事业抱有强烈的信仰，甚至摆出一副救世主的姿态。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说，他们公司不仅是个企业，也是“道义力量”。谷歌公司到处宣扬的“使命”就是“让世界上的所有信息井然有序，让这些信息人人可用、随处可用”。2005年，施密特告诉《华尔街日报》，“根据当前估计”，完成这一使命“要用300年”。公司的近期目标是创建“完美无缺的搜索引擎”，这样的引擎可以定义为“能够准确理解你的意思，并能准确提供你想要的内容”。在谷歌看来，信息是一种商品，是一种可以而且应当以产业化的效率来开采、加工的实用资源。能够“访问”的信息数量越多，从中提炼要旨的速度越快，我们作为思考者的产量就越大。任何妨碍快速地收集、分解和传输数据的因素，不仅是对谷歌公司经营的威胁，而且是对谷歌公司致力于在互联网上建设的实现高效认知的新型乌托邦的威胁。

　　谷歌公司生于类比——拉里·佩奇（Larry Page）的类比。佩奇是人工智能领域一位先驱研究者的儿子，在他的童年时代，周围就全是计算机——据他自己回忆，他是“他们小学同学当中第一个以电子文档交作业的孩子”，后来他进入密歇根大学学习工科专业。佩奇的朋友回忆说，他有雄心、很聪明，并且“对效率简直是着魔”。在担任密歇根大学工科学生荣誉学会主席期间，他带头发起了一场最终徒劳无功的鲁莽行动，他们极力说服校方修建一条贯穿校园的单轨铁路。1995年秋季，佩奇前往加利福尼亚，去攻读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佩奇就梦想作出一项“将会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他知道，为了让自己梦想成真，没有比作为“硅谷前额皮层”的斯坦福大学更好的地方了。

　　佩奇只用几个月就选定了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名叫万维网的广阔无边的新兴计算机网络。那个时候，万维网出现只有4年时间，却迎来了爆炸性的增长，已经有50万个网络站点，而且每月新增网站数量超过10万个。网络复杂性不断增加，网上节点和链接的排列一直在变化，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被深深地吸引了。佩奇认为，他的思考可能会揭开其中的一些秘密。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认识到，网页上的链接跟学术论文中的引用类似，二者都是有价值的。一位学者在写论文的时候引用了另一位学者发表的文章，这是被引用的那篇文章具有重要性的一种表示。一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越多，这篇文章赢得的声望就越高。同样的，一个人在自己的网页上加上其他网页的链接，也就说明他认为那个网页很重要。佩奇认为，任何网页的价值都可以用被链接的数量来衡量。

　　佩奇的另一个高见也是由论文引用类比而来：并非所有的链接都是平等的。任何网页的权威性都可以通过它所吸引的链接数量来衡量，被其他网页大量链接的网页比只有一两个链接指向的网页具有更高的权威性。网页的权威性越高，它自己向外链接的价值就越大。这跟学术引用如出一辙：被一篇广为引用的论文引用一次，要比被鲜少有人引用的论文引用一次的价值大得多。佩奇的类比使他自己认识到，任何网页的相对价值都可以通过对两个因素的数学分析加以评估：该网页吸引其他网站将其链接过来的数量以及链接该网页的网站所具有的权威性。如果能建一个数据库，把网络上的所有链接包罗其中，就能获得原始数据，通过软件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就能评估所有网页的价值，并对这些网页排序。这样就建起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搜索引擎。

　　这篇论文从未动笔。佩奇把斯坦福大学的另外一位研究生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招至麾下，让这位对数据挖掘深感兴趣的数学奇才帮他一道建设自己的搜索引擎。1996年夏天，谷歌公司的前身——那时叫BackRub——在斯坦福大学的网站上亮相。不到一年时间，BackRub的访问流量就把斯坦福大学的网络搞得拥堵不堪。佩奇和布林认识到，如果打算把搜索服务变成一个真正的生意，他们需要大笔资金以购买计算机设备和网络带宽。1998年夏天，硅谷一位富有的投资人雪中送炭，给他们开了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两人随即把他们这个刚刚崭露头角的公司搬出学生宿舍，转到门罗公园附近一个朋友的几间空屋中。当年9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