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没有文字的社会所经历的那种情感介入”

　　与雄辩的苏格拉底不同，柏拉图是一位写作者。阅读能够取代记忆，从而导致思想深度的丧失，虽然我们可以假定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都对这个问题心怀忧虑，但是，柏拉图显然已经认识到书面记录的词句具有胜过口语的优点。人们相信柏拉图的对话体著作《理想国》成书时间跟《斐德罗篇》大致相同，在该书结尾处极具启迪意义的著名章节中，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宣称禁止诗人进入他的理想国，并对“诗歌”极尽猛烈抨击之能事。今天我们认为诗歌是文学的一部分，是一种写作形式，但在柏拉图时代不是这样。高声朗诵而不是默默写下，侧耳倾听而不是静静阅读，诗歌代表了口头表达的远古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居于希腊教育制度以及希腊文化的中心地位。在精神生活中，诗歌和文学代表了两种相反的理想。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自己对于诗人的主张，这一主张不是反对诗歌，而是反对口头文学传统——既是游吟诗人荷马的传统，也是苏格拉底本人的传统——以及为这一传统所反映和鼓励的思维方式。英国学者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在《柏拉图导论》（Preface to Plato）一书中写道，“思想的口头状态”是柏拉图的“主要敌人”。

　　正如哈弗洛克、沃尔特·翁及其他古典主义者所揭示的那样，柏拉图对诗歌的批评隐含着对书面写作这项新技术以及它所鼓励的阅读者思维状态——逻辑的、严格的、自立的——保护。柏拉图看到了书写能够在人类智能方面为文明带来的巨大好处——这种好处已经体现在他自己的写作当中。沃尔特·翁写道：“柏拉图那入木三分的哲学思维之所以有可能出现，唯一原因就在于书面写作对思维过程产生的影响。”通过《斐德罗篇》与《理想国》表达出来的有关书写价值的彼此冲突的微妙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从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转型而造成紧张局面的证据。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各自以其不同的方式体会到，那是由字母这一工具的发明而引发的转变，这个转变将会给我们的语言和思维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纯口头文化中，思维受制于人类的记忆能力，知识就是你能记住的内容，而你能记住的内容又受到头脑存储容量的限制。在人类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的千万年间，语言不断进化，成为个体记忆复杂信息的辅助手段，并且使彼此之间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讲话交流信息。沃尔特·翁认为，“严肃的思考”必然要与“记忆系统纠缠在一起”。措辞和语法使语言变得极富韵律、悦耳动听，为了辅助记忆，信息被编成常见的词组，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成语。知识体现在柏拉图所定义的“诗歌”中，诗人学者这样一个专门阶层成了一种有血有肉的装置，用于信息的存储、使用和传承。用哈弗洛克的话说，口头文化中的法律、档案、公报、决议、传统，即今天会被“存档”的所有文本，只能“作成套话连篇的诗歌”，“以高声吟唱的形式”传播。

　　我们远古祖先的口头世界在情感和直觉方面应该有足够的深度，而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欣赏这样的深度。麦克卢汉相信，文字出现以前的人们肯定特别享受那种“天人合一”的美感。他认为，学会阅读以后，我们会遭受“那种感觉的失落，失去了没有文字的社会所经历的那种情感介入”。但从智力上讲，我们先人的口头文化在很多方面都要比现在的书面文化浅薄。书写下来的文字把知识从个体记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得语言不再受到记忆和背诵所要求的诗歌韵律及公式化结构的约束，思维和表达的广阔疆域随之向大脑开放。麦克卢汉写道：“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成就，正是读写能力带来巨大价值的有力证明，这是显而易见的。”

　　沃尔特·翁在1982年出版的影响巨大的研究著作《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Orality and Literacy）中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评论说，“口头文化”能够“产生强大而优美的口头表现能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一旦书写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口头文化连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但是，书面文化“是绝对必要的，不光对于科学的发展是必要的，对历史、对哲学、对文学作品以及任何艺术都是绝对必要的。实际上，就连对语言本身（包括口头语言）的解释，也是绝对必要的”。沃尔特·翁得出结论，书写能力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对人类更加完整的潜能的充分实现是必不可少的。书写提高了人们的意识”。

　　在柏拉图时代以及此后很多个世纪，因书写而提高的意识为社会精英所独占。在字母带来的认知好处扩散到社会大众以前，不得不发明另一套智力技术——这套技术涉及文字作品的抄写、生产和发行。

　　①盖革计数器，一种仪器，可以用来观察和测量射线的密度，比如放射性物质的粒子，通常包括一个盖革试管和其他相关的电子设备。——译者注

　　4 我们大脑的力量：从图画的演化说开去

　　在人们最初开始书写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些记号随手画在碰巧出现在身边的东西上——光滑的岩石，小块的木片，剥下的树皮，零碎的布条，片状的甲骨，大块的陶片。这类临时的物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