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很少有人能理解

　　这种形式的自动化认知处理已经成了程序设计者的惯用手段。这样的做法很有道理：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寻求能够提供最大帮助和最好指导的软件工具和网络站点，对难以掌握的事物则避之唯恐不及。我们想要友好型、带有帮助功能的软件。然而，当我们把思考的苦差事扔给计算机软件的时候，我们可能正在以微妙但肯定的方式弱化自己的脑力。农夫在把铁锹换成耕犁的时候，他的耕地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但与此同时他自己胳膊上的肌肉变弱了。在我们将脑力劳动自动化的时候，与此类似的得失也会发生。

　　我们用来筛选网上信息的工具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习惯，如何界定我们的思想内容？最近开展的另外一项学术研究为这种影响方式提供了证据。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詹姆斯·埃文斯（James Evans）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数据库，涵盖了从1945年到2005年期间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大约3400万篇学术论文。他对这些论文的引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刊物由印刷发表转为网上发表之后，引用模式以及由此推论出来的研究模式有没有发生变化。考虑到检索数字文本要比检索印刷文本容易得多，人们普遍认为刊物在网上出版会极大地拓宽学术研究范围，从而使引用的类别更加广泛。然而，埃文斯发现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随着越来越多的刊物转到网上，学者们实际引用的论文数量比以前减少了。在以往印刷刊物上的文章纷纷实现数字化并上传到互联网的过程中，学者们对发表日期更近的文章的引用频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可用信息范围日益加宽，可是却导致了埃文斯所说的“科学和学问的日趋狭窄”。

　　埃文斯在2008年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在解释这一有违直觉的研究发现时指出，像搜索引擎这样的自动化信息过滤工具往往会成为文章声望的放大器，关于什么信息重要，什么信息不重要，这种过滤工具建立起一种舆论观点，然后持续不断地强化这种观点。此外，跟随超链接一路前行轻松便捷，这也导致在网上进行调查研究的那些人“会跳过很多相关程度不高的文章”，而阅读印刷文章的研究者在一页页地翻阅期刊或专著的时候，通常会习惯性地略读这些内容。埃文斯写道，学者们“找到主流观点”的速度越快，他们“遵从这种观点，从而导致在更少的篇幅当中引用更多内容”的可能性就越大。尽管在图书馆里辛苦翻检这种传统研究方法的效率大大低于网上搜索，不过这种研究方法会开阔学者的视野：“在印刷文本上浏览和精读会让研究者翻阅不相关的论文，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对比。”轻松的方式未必是最好的方式，不过轻松的方式是我们的计算机和搜索引擎鼓励我们采用的方式。

　　在泰勒引入他那套科学管理制度之前，单个劳动者利用自己受过的训练、学过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工作。也就是说，他可以按照自己写的剧本行事。而在泰勒之后，劳动者开始遵循别人写好的剧本。人们不指望机器操作员理解操作脚本是怎么写的，更不指望他能理解剧本背后的推理过程，对他的期望只是简单地遵守剧本要求。个体自治造成的凌乱一扫而光，工厂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效率更高了，工厂的产出更容易预测了。工业生产随之蓬勃发展，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伴随着凌乱性一并消失的是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奇思妙想。有意识的创造变成了无意识的例行公事。

　　上网的时候，我们也是在遵从别人写好的剧本——即便把那些藏在幕后的程序代码展示给我们，也很少有人能理解。我们通过谷歌搜索引擎或其他搜索引擎查找信息时，是在遵照剧本演出。我们浏览网站推荐给我们的内容时，是在遵照剧本演出。这些剧本可以是匠心独具、极其有用的，就像它在奉行泰勒主义的工厂里表现的那样。但是，它们也把智力探索的凌乱过程机械化了。计算机程序员托马斯·洛德（Thomas Lord）认为，软件最终会把人类活动中最具私密性、最个人化的行为转变为具体步骤“在网页逻辑中编码实现的”无意识的“例行公事”。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知识和直觉行动，而是心不在焉地敷衍了事。

　　霍桑坐在沉睡谷绿树成荫的空地上忘我沉思的时候，他的大脑里究竟在想什么呢？霍桑内心的活动又是如何不同于拥挤嘈杂的火车上那些都市人的呢？过去20年来，一系列心理学研究揭示，人们在寂静的乡间独坐，与大自然接近时，会表现出更强的注意力、记忆力以及认知能力。他们的大脑变得既沉着又敏锐。根据注意力恢复理论，原因在于：人们不受外部刺激影响的时候，大脑能够有效放松。在这个时候，大脑不再需要为处理源源不断的分神刺激而加重工作记忆的负担。沉思状态加强了他们对思绪的控制能力。

　　这类研究的最新结果发表在2008年年底的《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上。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马克·伯曼（Marc Ber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