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都能找到强有力的证据

　　（Thorstein Veblen）所称的“技术决定论”。在他们看来，技术进步是人类无法控制的独立力量。他们主张，技术进步一直都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首要因素。卡尔·马克思也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写道：“风力磨坊带来了封建地主社会，蒸汽机磨坊带来了产业资本家社会。”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解释得更为直白：“造物控制了人类。”《理解传媒》中有一章的标题是“小玩意热爱者”，麦克卢汉在这一章中把技术决定论者的观点推向极致，按照他的说法，人类变得跟“机器世界的性器官”毫无二致。我们的作用不过是制造越来越精密复杂的工具，像蜜蜂为植物授粉一样给机器“授粉”，直至机器发展出自我繁殖的能力。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关于这个问题，秉持另一种观点的是工具主义者，这些人像大卫·沙诺夫一样，对技术的威力轻描淡写，他们相信工具是中立的人造物，完全屈从于工具使用者有意识的愿望。我们的工具是用来实现我们目标的手段，它们没有自己的目标。工具论是最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技术观点，这不只是因为我们乐意对此信以为真。对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竟然莫名其妙地受控于工具，这样的观点简直是对人类的诅咒。媒体评论家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宣称：“技术就是技术，它是进行跨空间通信和传输的一种手段，仅此而已。”

　　决定论者和工具论者之间的争论是一场启发式的争论，双方都能找到强有力的证据。假如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观察一项特定的技术，那么显然会像工具论者所宣称的那样，工具处在我们牢牢的控制之下。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会有意识地决定使用哪些工具，以及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如何部署使用不同的技术，各个社会也会作出深思熟虑的选择。日本人为了保护传统的武士道文化，有效地禁止使用枪炮长达两个世纪。就像美国北部地区的阿米什人一样，一些坚持某种信仰的社区拒绝使用汽车及其他现代技术。所有国家都制定法律法规或采取其他措施，对某些特定工具的使用加以限制。

　　但是，如果以更加宽广的历史观点或社会观点来观察，决定论者的主张就是可信的。对于使用哪种工具，虽然个人和社区可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作为一个物种，能够很好地控制技术进步的路径和步伐。我们“选择”使用地图和钟表（好像我们还可以选择不用似的）的说法很难让人信服。我们“选择”了技术带来的无数副作用，这样的说法更难让人接受。我们已经看到，在技术投入使用之初，很多副作用是完全无法预见的。政治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评论道：“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经验向我们展示了什么，那就是技术并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辅助手段，还是一种改造人类活动及其意义的强大力量。”尽管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事实，但早在我们出生之前的久远过去，在技术付诸使用的时候，它就已经为我们一生中许许多多的例行活动铺好了必须遵行的道路。要说技术会自发进步，那是言过其实——我们采纳和使用什么工具，都会受到经济、政治及人口因素的重大影响。不过，要说技术进步有自己的内在逻辑，而这种逻辑并不总是跟工具制造者和工具使用者的意图和愿望协调一致，这可不是言过其实。有些时候，工具对我们言听计从；还有些时候，我们得去适应工具的要求。

　　决定论者和工具论者之间的冲突永远不会解决。这一争论涉及关于人类本性和命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争论事关理性，同样也事关信念。不过，有一点是决定论者和工具论者都会同意的：技术进步经常会成为历史转折点的标志。新的狩猎工具和农耕工具带来了人口增长模式、定居模式和劳动模式的改变。新的交通工具导致了商业贸易的极大扩张和重新组合。新兴武器打破了各国之间的军力平衡。在医学、电磁学、冶金术等各个技术领域，技术突破以各种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直到今天还在继续改变。人类文明当前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以往使用的技术造成的结果。

　　技术尤其是智力技术会对人的大脑机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更难识别的问题。我们能看到思想的产物，比如艺术作品、科学发现以及文献记录，但是我们看不到思想本身。世界上有大量的肉体化石，但是没有思想化石。爱默生在1841年写道：“我很乐意心平气和地翻开人类智力发展史，可是，对于这种透明的精神存在，人们迄今为止能够标记出来的脚步和边界又是什么呢？”

　　技术和思想之间相互作用的谜团今天终于解开了。有关神经可塑性的新发现使智力的本质变得更加明显，也使它的脚步和边界更容易标记。这些发现告诉我们，人们用以支持或扩展自己神经系统的工具塑造了人脑的物理结构和工作方式，比如我们怎样发现信息、存储信息、解释信息，我们怎样引导自己的注意力，怎样调动自己的感觉，我们怎样回忆，怎样忘记，这些都受到技术的影响。技术的使用让一些神经回路得到强化，而让另一些回路逐步弱化，让特定的心智特点越发显著，而让别的特点趋于消失。信息传媒以及其他智力技术如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施加影响，如何在生物学意义上引导人类意识发展的方向，神经可塑性为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提供了原本缺失的一环。

　　我们知道，人脑的基本形态在过去4万年中没有多大变化。